野猪频繁出没，农作物遭到极大破坏，这样的新闻在重庆并不少见，而应对办法却并不多见。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生态，一方面是必须保护人的利益，这样难以化解的矛盾和尴尬，可谓野猪一口“咬”中了法律空白。

　　与“野猪之患”联系得最紧的，当然是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。该法规定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，可向当地政府提出赔偿要求。可野猪属国家非重点保护动物，不在赔偿之列。那么，它们给人类造成损害，该如何赔偿？

　　南泉镇对付“野猪之患”的办法很有代表性，但两种办法都有可商榷之处。

　　据该镇林业办公室王主任介绍，他们的办法有两条，一是上报上级林业部门，请求给受灾的村民一定的补偿，二是通过退耕还林等方式解决野猪之害。

　　先说第一条。显然，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该怎样赔偿，作为镇一级的林业部门只有向上级汇报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每个居民被野猪每“咬”一次都得向上逐级汇报，那必然效率低下，有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之嫌。可见，为了效率，为了让当地居民安心，一种更稳定的赔偿法规很有必要出台。

　　再看第二条。野猪泛滥之地，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。退耕还林的方式当然好，既保护了野猪的生存环境，又让居民远离野猪，双方自然相安无事。但让人给野猪腾地方，以我们的现有基本国情，应该还没富有到那一步———农民没地了，安置远非易事。

　　事实上，野猪之患的确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态失衡，尽管这种失衡的危害远不及以前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造成的生态失衡。但既然出现了，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。毕竟，让本就不富裕的农民眼看着庄稼任动物糟蹋，情理上讲不通，也不是“以人为本”了。

　　可见，对于野猪、野兔等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，我们得有新的条文补充到法律里了。人与动物相处，要以和为贵，要将其种群规模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，而要把握好“和”之度，靠单个人和单位的努力是不容易做到的，惟有法律。比如，能否把此类赔偿费按照自然灾害性质纳入国家预算开支，实行专款专用？

管理员Anasa：确实应该对一切为保护野生动物而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。不过，仍然是治标不治本，想一想，野猪为什么会为害？还不是限制野猪数量的老虎等捕食者消失了？

在捕食者恢复之前，本来是可以通过捕猎指标控制一下野猪数量的。可惜的是，在中国，如果开了捕杀令，那么数量的限制是毫无意义的，野猪将会在以指标数量进行捕杀的幌子下被捕杀成濒危动物的！有科学有效的办法却不能实行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悲哀！